“创伤记忆”唤醒辛亥风潮
几年以后，在武昌上学堂的朱峙三却事出偶然，当真陷在了“发妖风”的人群之中。1911年8月19日晚，因第二天两湖学堂要考试，监学嘱咐学生早睡，大家10点纷纷熄灯就寝。朱峙三因病不能安枕，11点长街上响起了五六声枪响，不久枪声开始密如连珠，屋顶清晰地听到有人碰动屋瓦，如侠客疾走，12点枪声中开始夹杂大炮声彻夜轰鸣。天亮后听说革命*人臂缠白布向督署进攻，中午城内大乱，人们顾虑满人反攻屠城，纷纷向城外奔逃。这让朱峙三恍然觉得好似长毛“发妖风”情景的再现。只见文昌门半开着，逃者嘶喊连连，蜂拥挤出，好不容易窜到江边，船费已从五十文涨到五百文，只好忍痛被讹，一路狂奔回*安家中，彻夜惊魂不定恍如隔世。听说县里昨晚还在演戏，仅是隐隐听到省城传来炮声。其实，貌似偶然暴烈喷发出来的历史事件都由各种潜在的小关节慢慢积累而成，最后才酿为不可逆转的大事变。其中记忆的沉淀、萌动和唤醒尤其值得贴切体会。以辛亥首义的前几天为例，学堂中就密传着“杀鞑子”的好日子就要到了。八月初八日，朱峙三下午四点从家中赶到学堂，听说毕业考试马上就要举行。晚上友人刘菊坡来宿舍聊天，此人两年前因思想异端被两湖学堂开除，后入高等警察学堂，他预测革*马上要动手，因为元末八月十五杀鸭子（鞑子）的纪念日就要到了。朱峙三只当玩笑听了一耳朵，根本没在意。中秋节这天，刘菊坡又神秘地出现，告知今宵必有大变，十二点以后可静听风声。中秋当晚平静无事，可四天后“发妖风”再袭武昌城，似乎仍然验证了刘菊坡预言的力量。仇满传说与禁书的踪迹时间追溯到10年前的1895年，朱峙三念私塾时就听洪大爹讲过“杀鸭子”的传奇，话说元朝是胡人得了天下，待百姓极刻薄，老担心汉人造反，就把兵器全收缴了，闹到最后只准10家共用一把菜刀，还派一个蒙古人监督。百姓成年结婚，新妇还要交与胡人先睡一晚。明太祖和陈友谅起兵反元时，百姓密约“中秋杀鸭子”，“鸭”与“鞑”同音。中秋月圆全城百姓纷纷争杀鞑子，鞑子一个月就被杀绝了。这段子有点象汉人自我意淫，听起来却让人心情愉悦。可见10年前种族仇杀的记忆就已开始不断蕴积。另一段记忆的唤醒发生在1899年的清明节，这天洪大爹聊起了明末洪承畴与满人订“十不降”条约，降大清剃头换衣冠的掌故，这段掌故暗指汉人与满人之间貌似达成妥协实则相互潜藏敌意。这“十不降”是：一为生降死不降，指死者入殓服用圆领大袖，戴方巾，这是明朝打扮，孝子留发留须，不剃头修面。二为男降女不降，女子仍穿大袖衣，梳髻，大衣盖过膝盖，穿裙裹脚，一切与满人妇女的打扮不同。三为官降役不降，官穿清朝制服，皂隶穿青衣，戴高篾帽，不改明代定制。四是文降武不降，文官尊清朝，武官迎霜降时戴盔著甲。五为士庶降乞丐不降，乞丐办财神，戴纸盔，逢节索喜钱。六为俗降方外不降，道人僧尼均可穿前代服饰。七为阳官降阴官不降，府县城隍庙城隍神，塑像均穿明代服装。八为头降脚不降，官吏穿袍套马蹄袖，足穿方头状朝靴，仍遵明代规制。九是科甲降秀才不降，秀才出入科考之门，穿圆领蓝衫。十是长降幼不降，指襁褓中的婴儿，穿僧道服装。这“十不降”的传说到底有多少历史真实的成分在里面不易判断，因为很难想像当时已穷途末路的洪承畴竟能如此放肆地与大清皇帝讨价还价，貌似气节凛凛地逼成恪守汉俗的强硬契约。我们不妨把这个传说看作汉人士子在朝代更迭时为延续种族尊严构造出的一个神话。只不过这故事被托付在洪承畴一人名下，通过口口相传沉淀下来，转变成了一种异常强势的“集体记忆”。这套记忆后来经过异端杂志不断挖掘强化，在革命*人的各种文章和回忆里频频出现。流传的“十不降”版本虽然不尽相同，却支配着满汉对峙记忆的基本格局。辛亥革命又称为“反满革命”，对清初满人杀戮记忆的唤醒在其中起着突出的引导作用。记忆不仅透过口述故事流播扩散，文献的发掘重整更是一个追忆早年创伤经验的关键步骤。嘉庆以后文渐疏，有些被官方严厉查禁的书籍又悄悄流通起来。清末封疆大吏张之洞推荐的书目中居然出现了《明季北略》这样的禁书，这在清末以前是难以想像的。清初的禁书大多先由各地编纂的杂志以摘要片段的形式重新发布，如《湖北学生界》编印宋明两朝遗民中与湖北有关的诗文，杂志后改名为《汉帜》，更公开鲜明地标举出种族竞争的目的。《云南杂志》则专意披露南明桂王在云南的活动及明末云南抗清事迹，《国粹学报》以保存国学的样态刊载遗民文献，杂志甚至远销山西，有读者特意寄来明末山西遗民傅山的遗稿。晚明遗民文献的刻印传输在各地之间互通有无，当年清廷屡兴文字狱专力剿杀的这批史实经勾沉与流播，呈死灰复燃之势。易代之际的个人零散经验有了大面积传递串联的机会，晚清文人心中一幅种族屠杀的集体暴力史画面也由模糊渐趋清晰。禁书以地区为单位有序无序半明半暗地弥散重新唤醒了汉人对满人的种族仇恨。不过，禁书记述满人施虐史实的焦点仍集中在“江南”地域，因满人入关在江南杀戮最惨，所以后来传播最广的两本纪实性禁书《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都与“江南”有关，尽管里面的记述是否真实一直存有争议，例如在冷兵器时代清*在扬州屠城杀了八十万人的说法就令人难以置信。只是数字的夸大与否已不重要，只要阅读者脑中存留下满人见汉人就杀的血腥印象即已足够。大批人在阅读禁书时逐渐积累起相似的疼痛经验，晚清文人日记中不时出现“读此记毕，泣下数行”的记载。不过一般文人感受和革命*渲染出的疼痛经验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例如，读禁书的文人最初大多对清朝的统治历史尚能抱有一种持平客观的包容态度，如认为满人统治多少对汉人偶有恩典可言，后来情绪渐趋极端，才开始全盘否定满人统治拥有任何合理之处，这个转向显然受到革命*舆论的左右，说明疼痛记忆的程度是可以反复塑造和加以修正的。对于清朝是否曾经有恩于百姓，朱峙三的看法与革命*观点起初并不完全一致，邹容根本不承认清朝对汉人有一丝一毫的恩典，他在《革命*》中说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只不过是满人残害汉人一州一县的代表而已，“有一有名之扬州、嘉定，有千百无名之扬州嘉定。”这种满汉势不两立的极端思想所具有的煽动力不断透过各类杂志传递给读者，逐渐酝酿累积成共同的心理预期，甚至触动心扉的泪点都很相似，交流起来会互相传染，营造出泪奔不止的效果。如看到《江苏》杂志中刊登的史可法遗像、遗墨，朱峙三就禁不住眼泪哗哗流淌。革命*复制满人杀戮记忆除了满人在“江南”杀戮最惨这个创伤记忆外，清朝“文字狱”也多以“江南”士人为清算对象，这既有史实为据，也与杀戮记忆交织叠合，构成了满汉冲突最灼伤汉人心灵的两大创痕。如两个最为惨烈的文字狱案“庄氏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都发生在江南，朱峙三就在阅读《浙江潮》《新广东》《新湖南》杂志中零星刊出的“文字狱”记载中，得出“康雍乾三朝文字狱，以浙江人为最多”的结论。这个看法说明底层的阅读经验与浮在舆论表层焦点上的革命谠论之间已构成了默契的互动关系，章太炎甚至把“文字狱”升格到了再演秦廷“焚书”惨剧的历史高度，他说乾隆烧书，先消灭的就是那些粘连胡汉冲突的历史记载，其次才是明朝官员的奏议文献，清廷心理阴险的程度不亚于秦始皇。正是不断汲取激进言论的影响，“江南屠城”与“文字狱”这两个并没有发生于同一时间，性质也不尽相同的事件，却常常故意被拼贴在一起形成交集，仿佛是在联动衔接的时间流中持续发生，致使阅后的惊悚感觉明显增加。如说“回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惨，以及吕留良、徐述夔、戴名世以文字遭祸，凡我汉族之有血性者，当如何感想前辈文人欤”。里面提及的三人都是几出最惨烈文字狱的受害者。这些例子与扬州嘉定的屠城惨景捆绑叙述，震撼效果自然加倍。满汉隔阂的情绪就是在这类阅读中发酵，以致于小到官员的任命，大到制度变革的安排，都被不经意地看作满人耍弄阴谋的某种暗示，时时拨动满汉相仇这根敏感的神经。中西发生冲突，不仅是当朝*府的错，更是“满人”的错，具体的行*失误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运行的问题，而是被上纲上线到种族冲突的吓人高度。1900年庚子拳变，当董福祥*队久攻使馆不下时，就流传出御史频出馊主意的笑话，受满汉隔阂情绪的支配，舆论首先调侃的是一些满人御史的无知，如副都御史英麟奏称，洪钧老祖已派五龙到大沽口与洋兵接仗，英年则上奏说洋人惧内，可先杀他的老婆，此仗即可获胜云云。又有人议论说庚子联*入京错在西太后一人招来，她还大修颐和园为自己祝寿，其心中何曾念及汉族小民？修缮颐和园的罪过已不只是耗费国财，更重要的是对“汉族小民”漠不关心，这个“民族主义”式的判断显然受到革命*种族宣传的感染。清廷的“立宪”活动也完全被视为一种模仿日本天皇妄想保持满人皇帝万世一系的欺骗行为，曲解为故意缓解汉人反抗情绪的阴谋。禁书和激进杂志的阅读，使得青年学生对清末立宪新*的判断越来越戴上了“种族论”的眼镜，难以冷静地加以评估和对待。1908年，朱峙三发现，满汉隔阂也是近三年来日甚一日。所以满人才动了立宪的念头，不是真想改革，而是“欲借立宪美名以消汉人正气”，这也是典型的革命*人的观点与口吻，虽极具煽动性，却与事实不一定相符。按常识估计，清廷推动“立宪”虽迫于压力，改革本身终是大势所趋，绝非恶事，改革程序也基本按有序的方向进行且颇有进展，但革命*人生怕“立宪”成功会使造反失去合法性理由，于是有意通过杂志散播清廷杀戮和文字狱酷虐的历史记忆。清初的杀戮和言论钳制虽与晚清相隔二百年，却仍能衬托出清末改革的虚伪，这套宣传技术和策略确实影响到了国人对局势的基本判断。“立宪”活动在反满的喧嚣声中就这样不知不觉被妖魔化了。满汉的隔阂对立反映在一些微妙的日常情绪变化中，慈禧过世，时人读到一条八卦新闻，说为慈禧哭灵的武昌各大员到场后都自带胡椒粉，到灵前手摸两眼，激出泪水，才开始嚎啕哭泣。这就难免引起一番满汉之间相互猜忌的想像，如有人就说太后素恨汉人，他的死怎么可能让人民动了真感情呢？这场哭灵闹剧明摆着是想鼓励民众争相作伪。满人与汉人因种族不同而势不两立并不能完全通过讲道理加以化解，这个时刻，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清末与清初的满汉关系格局早已完全不同，满人汉化导致的文化融合程度大有提高，满汉官僚在处理*务中的协作关系也并非想像的那般恶劣那般不可救药，革命*人却故意混淆清末与清初的历史现状，把清初满汉冲突的逸事重新发掘唤醒，让人模糊了时代的界线，构造出一种时空错位的想像。朱峙三读到从东京寄来的《天讨》杂志中有一幅《猎狐图》，上有章太炎的题句说：“东方贱种，曰？与胡。"射夫既同，载鬼一车"”，朱峙三觉得这段题句“论民族极清晰，硬说满州人实非人种也。”心里也直觉革命*恣意丑化满人好象有些不妥，却也在慢慢习惯适应如此粗暴的语言风格，当时革命*急于扩大舆论宣传，不惜扭曲史实，采用极端刺激的议论贬低清廷，妖魔化的范围既包括制度也针对个人。包天笑曾回忆“革命和尚”苏曼殊当年曾在一扇页上画了一个小孩子正在敲破储钱瓦罐，题名叫“扑满图”，这个打破瓦罐的动作中就藏有“反满”的隐喻。可见“反满”情绪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精细脉络之中，隐约变成了汉人的潜在心理共识。“贱种”的满人与优秀的汉人难以等价齐观的思维一旦渗透传播开来，青年学生的历史观就会出现失衡，身上潜藏着的激进细胞一旦勃然启动，就要寻找释放奔突的出口。朱峙三在革命前夕就已极端地认为满汉因种族差异形成无法调和的世仇，虽然明代苛税繁重，盗贼蜂起是为*府所逼，毕竟还是汉家天下，假如没有吴三桂、洪承畴这些汉奸相助满州君主，明朝未必迅速灭亡。《日记》中的另一段话更是说的偏激：“噫！吾不恨满人杀汉族，独恨汉族为虎作伥之汉奸，以媚异族杀同种耳。”“集体记忆”的流播路径创伤记忆的养成、训化和传播犹如植物生长需奠基培土，科举制的崩毁造成的学生流动恰好可以担负起记忆传输的责任。在晚清新*以前，科举应试大抵是底层士人脱贫的一个重要渠道，科举一废，应试子弟一部分囤积在学费较为低廉的学堂，一部分流向*校，成了*阀崛起的渊薮，*队中读书人成分增多，俱看新书、杂志，不久心理必起变化，相当于为反满革命储存了人才库。时人就评论说，如果科举不废，学堂不设，学生蜗居乡村，坐井观天，没机会在大城市里串联走动聚众议论，种族思想自然难于风生水起到处传播。在都会中有学堂，受学监控制，不敢放言无忌，清廷鼓励出国留学，在日本欧美朝夕相聚畅读禁书，留学生出版杂志渐成风气，各省青年学生相互攀比着以搜读编印禁书为快事，才知华夷界线分明，革命思想由此炽烈点燃起来。清廷无异于给自己的灭亡提前准备了坟墓。创伤记忆的传播路径受地域影响颇大，如江南本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密布藏书楼和印刷刻书的流通络，太湖流域的水乡风貌给新书和思想的播散提供了快捷的通道。包天笑曾提及江南一带的报纸流通状况，说苏州没有邮*却有信局负责收发信件，时尚的报纸如《申报》可通过信局订阅，苏沪之间没有通行小火轮时，一般民船需要航行三四天，《申报》传递靠一种“脚划船”穿梭飞送，这种船形制极小，只能容一两人，划起来可手脚并用，在内河中往来如飞。在光绪九、十年间，全城看《申报》不超过一百家，昨天出版的报纸，第二天下午三四点就能送达各家。中日甲午战后，苏州设立了日本邮便局，赴日本留学的各省学生的《浙江潮》《新湖南》《直言》《江苏》等杂志都能通过此渠道获得。苏州每天来往船舶中不时有人送上一张书单，开列所需新书杂志，书店负责配送，生意遍及各府县如常州、无锡、嘉兴等地。湖北也有类似的情况，1901年时，*安地区的信息来源主要依赖《申报》的消息，*安同样没有邮局，上海九江来信及报纸都由北大门的森泰昌号民信局订阅转达，朱峙三的父亲订阅一份《申报》外，他还从当地一个叫郑赤帆的富户子弟家中借阅书籍，这家富户购买了许多新书，用来装点门面，朱峙三阅读《时务报》《新民丛报》《中国魂》等新派报纸书籍后自述：“精神为快，可以开文派一格”，于是经常模仿《新民丛报》文体风格，作为应试科举的利器，因为当时科举考试已开始逐步加入评点中西时事的策论内容，他预测1902年各省中举卷子的行文，肯定会模仿《新民丛报》的报章体，由此可见世风的悄悄转移。1903年以后，郑赤帆自费留学，一些观点更加激进的报纸杂志及禁书开始从日本频繁流入，《张苍水集》《扬州十日记》这类禁书已颇常见，《警世钟》《猛回头》《革命*》等革*三书也已私传泛滥。朱峙三进入县师范学堂念书后，学堂中已流行*兴、宋教仁主编的《二十世纪之支那》，以致于1907年*机处开列出需查禁的违逆杂志书单，朱峙三在县里几乎都已经全部阅读过，可见县一级异端书籍的散布已成相当规模。1906年朱峙三进入省城的两湖学堂后涉猎异端书籍的范围更加丰富多样，包括《民报》《天讨》和《太平天国战史》，还有于右任主编的《民吁报》，因有禁书被学监搜出当场示众惩罚的先例，阅读禁书都是在晚上寝室学监查房过后，秉烛而读，私下传阅的书籍，每人必须亲手交给下一个人，同时备有记录，以便层层转交时得以确认下落，相当于把货物交给下家。到辛亥前夜，革命书籍的传播范围已波及高等警察学堂和陆*特别小学这些与*事相关的机构，武昌首义的舆论准备就这样悄悄地完成了。无人否认，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多重思想资源起着作用，如最初汲取的是会*反清复明的旧说，“复兴明朝”的欲念一旦与近代民族主义接榫，就成了最直接的“反满”塑造剂。明末“江南”屠杀与文字狱记忆通过现代媒介流通渠道，为科举制崩毁后的新式学生提供了反叛的精神资源，因此，晚清的“发妖风”随即被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终于把革命风潮推向了不可逆转的激进境地。（本版图片均来自络）
